何兆武先生在《上班记》中说，侯外庐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”，“比较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”。但是，“政治是讲现实的，而不是纯逻辑的，真实的政治有它的‘灵活性’”，“可是侯先生往往把政治上的事情当学问来研究”，“不能‘与时俱进’，甚至扯后腿，这也是他吃亏的地方。”

近日读侯外庐先生自传《韧的追求》（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简体竖排版），观其为献身马克思主义而“敞开赤诚的胸怀，披着鳞鳞的伤痕，饮着不尽相等的辛酸，一起奋斗过来的”“坎坷的历程”，比其史学遗产更堪纪念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侯外庐由东北辗转回到北平，就任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教授，由此与同事李达教授结识。李达曾出席中共一大，并当选党中央宣传主任。侯外庐与李达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任教期间，正值国民党“宪兵三团在北平大搞白色恐怖，蓝衣社在大学里活动很猖狂”。教授在教室讲课，特务在走廊巡视。李达坚持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，为对付特务监督，“万不得已时，他上课戴个大口罩，一言不发，用写黑板代替口授”。在近一个世纪前，革命先贤即已发明了口罩的妙用。

1932年末，侯外庐在北平家中被国民党当局拘捕，后被起诉至法院。北平大学法学院全体教授商讨营救办法，“法律系的教授们几乎人人都有律师资格，他们却还要认真、积极地为我物色更有威望的辩护律师人选，最后，决定请江庸律师。”历经三次公审，侯外庐最终被按“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”之最低法定刑减半，处以二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。江庸大律师等营救力量，“都为此案未能争取到完全胜诉，未能以释放告终，一直深感遗憾。”江庸先生曾任民国大理院推事、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、司法总长，后辞去公职，创办朝阳大学，并执律师业务。以江庸之资历与威望，侯案亦不能全胜，政治之故是也。刑事辩护律师与执政当局依法抗争，向来不以输赢论英雄。

侯外庐的密友翦伯赞先生，曾任民国司法院秘书，重庆谈判期间协助中共开展统战工作，解放后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。翦伯赞在近五十岁时曾对侯外庐披露，“他怕天黑以后的寂寞，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。”二十年后，因不堪忍受“刘少奇专案组”逼供，翦伯赞夫妇深夜在燕南园吞下安眠药，双双自尽，撒手人寰。

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外庐之名，乃反其意而用之。王国维深信君子三畏，而以“畏”自戒；侯外庐则深信唯有身在庐山，方能了解庐山，而以“外”自戒，警戒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远在庐山之外。侯外庐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，其《中国思想通史》《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》《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》等皇皇巨著，逾三百六十万言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但依我读史浅见，史料比史观更重要。

侯外庐先生历经十年浩劫，在批斗中患发脑溢血，晚年瘫痪在床，追怀故人，不免“慷慨难抑”。但是，《韧的追求》仍然呈现了“足以征信的史料”。

口罩、律师与安眠药，时也运也？抚今追昔，历史迷思依然如汐如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