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上海南汇新城海滩上，4岁女童消失于2023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赶海人潮中。”

事发地是片野海滩，在民间传说中却成了中国版的“天空之境”。黄先生携女儿在离海水约20米左右的沙滩玩耍，在返回堤岸取手机时，“将女童独自留在沙滩上，十余分钟后，其回到沙滩后未找到女儿，因天色昏暗找寻未果”。监控显示，“女童在原地等待了父亲大约10分钟后，向水边走去，在水边摔倒，消失在海浪中”。

南汇新城大半是由填海造陆而成，这项“全球最大的填海造陆工程”耗时十年，在2011年初步建成。这一年，在大陆南端的佛山南海也发生了“引发全国舆论大反思”的事件。

据《佛山年鉴》记载的“2011年佛山大事记”，10月13日，“在南海区黄岐广佛五金城，2 周岁女童王悦先后被两辆汽车辗压，事件震惊全国。肇事司机逃逸，事件发生后近7分钟期间，18位路人经过，无人报警，无人施救，直至第19位路人陈贤妹伸出援手。21日，王悦离世。”

佛山女童事件，舆论多是谴责路人见死不救，却鲜有讨论女童父母是否失职。上海女童事件，没有肇事者和冷漠路人，女童父母再无任何挡箭牌。

“是我自己大意，以为到岸边来回应该很快。”将女儿置于险境，黄先生只是悔称“大意”，完全未意识到其罪责。

2022年杭州女童电梯坠亡案，系保姆吴某将2岁女童单独留在电梯，致女童从高空坠亡。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，判处保姆吴某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二年。2018年邢台网红直播儿童溺亡案，系网红李某将两名儿童携至河边，在其沉迷于直播时，两名儿童溺水身亡。邢台县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，判处网红李某有期徒刑五年半。

上海女童若是由保姆携至海滩消失，保姆势必将被追究刑责；而黄先生若将他人子女携至海滩致其消失，也必将面临刑事指控。但黄先生仅因是消失女童的父亲，依现行司法，就无刑责之虞。

在美国纽约，父母将12岁以下儿童单独留在家中或其他无人看护之处，一旦被报警，父母将会面临危害儿童安全罪的指控。但在中国，父母即使犯下致命错误，法律责任也仅是“予以训诫”，乃至“撤销监护人资格”。

依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，“不得使未满八周岁或者由于身体、心理原因需要特别照顾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”；应当“提高户外安全保护意识，避免未成年人发生溺水”等事故。而据《法治日报》2021年报道，“在我国，溺水是1岁至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”，每年约有3.19万未成年人死于溺水。父母“大意”，对儿童常是致命，但因亲子身份，法律责任却略近于无。

法律是文化的影子。亚伯拉罕携子上山，为上帝献祭，“连自己的独生子也不顾惜”。西方的亲子关系，从古罗马的家父权威衍变至现代的父母责任，亦是漫长的历程。在17世纪，约翰·洛克方始主张，父母对子女享有的权力，乃是基于父母应当照顾子女这种责无旁贷的义务。工业革命后，因童工问题而萌芽的儿童权利运动，发展逾一个世纪后，才由国际联盟通过《儿童权利宣言》。及至1989年，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》确立了儿童人权的最低标准，儿童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，享有生命权、生存权与发展权，应确保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顾。对于儿童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，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。

中国的亲子关系，自古尊卑有别。清代《魏叔子日录》有语：“古云，父母以非理杀子，子不当怨。盖我本无身，因父母而后有，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。”在宗法家族制下，子女不过是父母的附属。

及至近代以降，家族制度虽已废除，但父母仍因其身份而对未成年子女享有亲权。所谓亲权，实则沦为父母对子女支配的权力，而非父母对子女应承担的义务。费孝通先生以社会学的视野观察，子女受到的管制远甚于保护。“我们若观察一个孩子的生活，有时真会使我们替他抱不平……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，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。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，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更难过。”在东方文化里，谈及子女的法律权利和父母的法律责任，总是显得不合时宜。

但是，意外和伤害也总是不合时宜。癸卯年的中秋，东方的月亮分外圆，月光也曾洒满女童消失的海滩。

我想起《活着》的福贵，在有庆死后，“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，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，月光照在路上，像是撒满了盐。”